为了纠正1958 年“大跃进”运动以来，全国农村普遍泛滥起来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等歪风，在1960 年12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1 年1 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调查研究。他在总结几年来的沉痛教训时提出，做好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要方法对。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好调查研究。他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八届九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各地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求，广泛开展了对各项工作的调查研究工作，特别是对农村人民公的调查。为了掌握农村的真实情况，毛泽东决定亲自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赴南方农村做调查研究。1 月20 日他向秘书、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做了具体部署。毛泽东点名要陈伯达去广东，胡乔木去湖南，田家英去浙江，他自己在杭州坐镇。他指示：每个组下面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调查的时间最初定的是10 天到15 天，然后三个组到广州会合，将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

胡乔木率一个组到达湖南后，首先听取了省委的情况汇报，拟定调查提纲，最后选定到长沙县天华大队（好的典型）和湘潭县一个大队（差的典型）做调查。后来听说安化马渡大队是一面“红旗”，引起调查组的兴趣，于是临时决定增加这个点，由于光远带一个组去安化。参加安化这个组的成员是于光远、张超（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戴邦（时任新华社农村部主任）。另外，国家统计局处长钟兆修和国家统计局的两名工作人员，以及新华社驻常德地区记者站站长王达智、常德地区滨湖日报农村组组长蒋运鸿，也同参加调查工作。      2 月1 日，中央调查组到达马渡大队，首先向干部、群众讲明这次调查的目的，号召大家要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为中央制定农村政策提供参考。经过调查，调查组初步分析这个“红旗”大队可能不太真实。这时，毛主席已到广州，胡乔木也在广州，电话通知于光远专程去广州汇报。汇报以后，胡乔木要于光远回安化继续摸清上述情况，并要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对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调查上。      于光远回到长沙后，向湖南省委作了汇报，省委高度重视，向常德地委（现在的常德市和益阳市当时是常德地区）和安化县委打电话，要求加派力量，配合中央调查组搞好这次调查。接着，于光远来到常德地委，常德地委当时确定派我和邓克诚随地委秘书长李钦武同去马渡参加调查（李钦武同志因足疾行走不便，只在杨林公社呆了约半个月就回常德了），安化县委也加派了力量，由县委办公室主任胡连云带领整风工作组到马渡。      2 月24 日，于光远、张超亲自主持召开了有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农民代表参加的30 多人的座谈会。会上，于光远、李钦武号召大家一定要讲真话。座谈会开了两天，主要是就公社体制、供给制、公共食堂等10 多个问题，听取大家的意见。      2 月26 日，中央调查组第二次来到马渡。确定我和邓克诚负责调查一个生产队，并对全大队关于公共食堂、供给制、劳动管理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27 日，调查组召开了大队总支委员会会议。于光远、李钦武反复讲明了这次重来马渡调查的意义、目的，号召大家放下包袱，向党反映真实情况。与此同时，调查组又派出一些同志深入公共食堂解剖麻雀，深入细致地做群众的思想工作，盖子终于被揭开。      3 月4 日，县委工作组宣布马渡大队进行整风。大队总支书记黄× 在会上痛心地检讨了弄虚作假的错误。他说，我在听到中央调查组要来马渡调查的消息后，为了保“红旗”，于是在调查组入队之前，重新编了一套1957-1960 年全大队的粮食总产量、总产值和人均收入的假数字，分发给各生产队，并要各队队长按大队统一印发的假数字向调查组汇报，一定不能交出真账本，这关系到马渡、杨林和安化的“名誉”。其实纸是包不住火的。我对不起党，对不起群众。通过整风马渡大队交出了真账，通过清仓过秤，摸到了实底，结果证明：1960 年全大队实产粮食是86.7 万斤，而原上报是108.7 万斤，多报22 万斤，虚报率为25％。      在此基础上，中央调查组及时组织群众讨论农村是坚持办公共食堂好，还是不办好；你是赞成办公共食堂，还是不赞成？      因为多年来我们一直宣传“办好公共食堂，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这个口号，在农村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刚刚发下来的中共中央1960 年11 月3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第九条重申“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坚决实行“以人定量，指标到户，粮食到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制度”。因此开始座谈时，都说办公共食堂好。然而个别交谈，有的社员说还是不办公共食堂好，但是再换上另外一个干部找他交谈时，他又说，还是办公共食堂好。      中央调查组分析，为什么群众在办公共食堂问题上，总是吞吞吐吐、反复无定呢？可能是社员有顾虑，怕说了与中央精神不符的话挨批斗。于是，调查组反复向群众说明，我们是来听取群众意见和要求的。大家都说办公共食堂好，那中央今后的文件就肯定要坚持办好公共食堂；如果大家都说不办好，那中央再制定政策时就要考虑群众的意见，对办公共食堂的政策作出修改。所以大家一定要说真话，为中央制定政策作参考。经过一番思想工作，个别走访，社员说真话的人多了，多数人不赞成办公共食堂。     这时于光远、张超、戴邦等又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让社员群众在没有干部监督的情况下，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这个办法就是让社员用玉米来投票，每人投一粒，黄色玉米表示赞成办公共食堂，红色玉米表示不赞成办公共食堂，在同一个晚上进行民意测验。结果显示，90％以上的人不赞成办公共食堂。然后，调查组又逐户进行访问，社员们都说，玉米粒代表了我们的心愿，说真心话，还是不办公共食堂好。至此，中央调查组对农村是不是要继续坚持办公共食堂的问题有了底。     马渡调查结束后，于光远把在马渡调查的社员普遍不赞成办公共食堂的情况以及农村政策方面的问题向胡乔木写了书面报告。胡乔木根据在湖南三个大队的调查，向中央写了调查报告。1961 年5 月7 日，中共中央、毛泽东转发周恩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报告，接着，又转批胡乔木8 日的报告和邓小平、彭真10 日的联合报告。这些调查报告指出，当前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对以下几个问题意见比较集中，反映比较强烈：（一）关于公共食堂。社员普遍不愿意办食堂；（二）关于供给制。这种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三）关于评工记分。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的评工记分办法，只有实行评工记分的办法，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1961 年5 月21 日至6 月12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上述调查反映强烈的问题作了修改。如“修正草案”在分配制度方面，将原草案中保留三成的供给制度全部取消，改为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干部社员，一律同工同酬；对公共食堂问题由原来的坚持办好，改为公共食堂办与不办，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并规定社员的口粮应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这些都说明马渡调查所反映的意见和要求，为中央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作者：彭长春